[29]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0-301页。

[9]环境治理应首先坚持依宪治理，由于部门法在规范内容及法律位阶上的先天局限性，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内涵及实施机制，以及环境权的保障等重大问题，无法在部门法层面进行根本性的阐释，均需要宪法为之提供规范依据和制度保障。刘茂林主编：《宪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3页。

从属性上看，既包括保障性规范，又包括禁止性规范和鼓励性规范。换句话说，维护人的尊严需要良好环境，人的尊严为环境权提供权利正当性的价值基础。例如该法第1条立法目的规定：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本上承载了环境保护基本法可达到的法律功能。[50] 其五，环境义务是环境权利的理性补充。（3）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现实意义。

但是公民亦有配合国家和主动做出改善行为的义务。[41]尽管我国宪法环境条款没有设定类似于宪法第31条规定的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的宪法委托条款，但在生态法治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作为实现环境法治的基础环节，环境立法的宪法委托义务是明显而确定的。这些，使得网络安全事件的破坏性和威胁程度更加严重，网络安全建设的基础性、保障性更加凸显。

即原则构成法律体系中的内在价值体系，对于法律外在体系具有限制功能。2.战略管理与一般管理结合 《网络安全法》引入了网络安全的战略管理体制，应对网络安全治理需求。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对于国外特别关注的电信领域用户通信自由和秘密安全特殊保护问题尚未足够关注，期望在接下来的电信立法中得到关注和改进。最终支持加强政府管制的观点，在世界范围推动了一轮网络安全立法，主要网络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欧盟等，2014年之后纷纷做出立法决断，纷纷出台专门的网络安全法，尽管架构和范围不尽相同，但都呈现了一种强化政府管制权力的趋势。

（三）《网络安全法》管制的架构事项 《网络安全法》在管制事项上布局绵密，建立了丰富的管制渠道，授予政府和有关方面广泛而刚性的权力，构成了一个形式庞大的权力集群。我国《网络安全法》第四章，总体上可以区分两项监管事项。

第四十六条规定禁止设立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组群，禁止利用网络发布涉及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例如，来自美国网络信息技术机构的代表和网络政治家就激烈反对政府管制论，美国信息技术协会主席Haris Miler、TechNet的总裁 Rick White等呼吁，在所谓网络安全问题上，过多的政府规制会对网络企业通过革新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带来阻碍或限制，或者影响其灵活性。体现为通过网络安全的标准化建设，促进网络安全。3.网络一般运行的安全保障 《网络安全法》第3章第1节规范网络一般运行安全，赋予了国家相关的网络运行安全保障权力。

因此，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相关规范，以求更加基础的理解，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好立法赋予的国家管制内涵和界限，便于下一步更好地组织好这部法律的实施。原则在制定法的体系之中，是用来概括或构筑法律基本价值的，其本身不能直接援引作为管制授权基础，但是应当作为具体规范包括管制规范的体系限定基础。（第三十四条）（5）实行国家安全审查。对于境外来源应当通知有关机构通过技术等必要措施阻断传播。

政府和网络运营者共治是网路空间治理的共识，因为网络空间具有建立在代码基础上的架构特殊性，所以网络安全管制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往往无法实现，必须开展政府与网络企业或机构的合作。我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实行实名制的规定，在立法过程中更是争议颇多，而韩国在2012年就通过宪法法院的一个著名判决推翻了实名制要求，认为实名制或者说身份认证虽然是控制网络安全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可能成为妨碍网络自由、威胁个人信息等的原因。

第四十八条规定，禁止利用应用软件或设置恶意程序发送禁止信息。应当注意到的是，这里的删除权与欧盟指令的遗忘权有相似之处，但并不相同，有条件的即以运营者违法或违约为前提。

不能离开目的限定，转而简单从规范内容或效果出发，对网络安全规制的对象加以曲解，否则很容易导致过宽理解网络安全规制范围。内容提要：我国《网络安全法》奉行着一种关于网络安全治理的强监管理念，在当今世界的网络安全专门立法中可谓独树一帜，系以一个更加多层次的综合化的网络安全概念为面向，重在强化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管制力。其次，是行政比例原则。《网络安全法》的目的限定性，提醒我们应当严格把握该法的适用范围，即应该严格限于网络安全事项本身。授权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部门也应当建立相应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制度和按规定报送监测预警信息。我国通过此次立法承诺，以积极的姿态，包括积极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网络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等方面的网络安全国际交流与合作，来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网络治理体系。

但是在美国，有关联邦立法还是很有阻力，难以明确确立施加所有互联网企业的相应保障义务，目前只是笼统地规定了有关特殊机构（医疗、金融、联邦机构等）需要承担信息安全的保护义务，且缺少具体措施和标准，只要求达到所谓合理水平，实践中用户信息保护目前主要靠各州法律、判例和企业自律。这种战略管理权与其他为数不多的一些领域的战略管理权一样（例如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是一种国家得高度干预网络空间的一种抽象治理权力。

所以，我们在实践中应当持有一种格外审慎，深刻把握网络安全管制的正当化基础和运行界限，特别是要注意结合目的体系、行政权本质以及技术架构等因素，对相关管制规范的实施做出必要的限定解释。因此，法律保留原则，意味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界，进而决定了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具体到网络发展上，应该同时考虑网络安全因素，从网络技术到网络运行都要坚持安全保障的必要设计和机制配置。这种网络不可管制以及不受管制思想，很快在网络现实发展的面前逐渐变得不切实际。

《网络安全法》对未成年的身心健康活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强调对未成年人应当进行特殊保护。即，网络，是指由计算机或者其他信息终端及相关设备组成的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信息进行收集、存储、传输、交换、处理的系统。在许多立法支持者看来，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规制问题，是处理用户私的权利对网络商业私的权利的关系，和其他问题涉及可能会导致武断赋予政府权力不太一样。（第二十四条）（5）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理安全风险。

进入 龙卫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网络安全法 网络安全管制 。（第三十九条）对于上述特殊权力，立法前后也产生不少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保障措施特别是其中的审查机制、境内存储要求等过于严苛，没有被立法采纳。

（2）禁止信息管制保障 《网络安全法》从第四十六条到第五十条建立了独特的禁止信息管制制度，发布涉及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或者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的，受这一制度管制。具体到网络安全管制上，每一具体权力的行使，或者法定义务的执行，必须依据规范、依据所明确确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行为。

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除了网络一般运行安全的保障职责之外，还具有以下多项重大保障权力：（1）实行重点保护。授权国家应建立预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并且授权由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此项机制。

如果从规范内容来看，《网络安全法》范围涉及网络主体、管理机制、行为方式、保护范围、义务要求、责任、人才培养等，如果从规范的效果来看，既有助于维护网络秩序，也维护了国家、社会、个人以及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他们认为，私有机构已经失败于自己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所以需要引入政府的规制，通过具有威胁性的规则或者经济刺激等办法，以便让私有机构有压力或动力去采用或写出更加安全的软件或代码。（第三十条） 《网络安全法》在网络一般运行安全要求方面，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确立了较多的管理权力和刚性义务，因此导致网络经营者和用户较重的负担。（第二十八条）（9）国家支持网络运营者之间通过合作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支持行业组织建立健全本行业的网络安全保护规范和协作机制等。

例如在美国，政府官员和网络安全专家，包括著名的 Richard Clarke、Bruce Schneier、Rick Boucher等，就属于力推政府应当介入网络安全管制的代表人物，他们极力主张应当通过建立政府特别管制来提升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法》第 ７7条对网络和网络安全进行了法律界定，意在避免法律适用的模糊性。

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各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成为各国交往和利益博弈的重要空间，随着网络技术不断革新，网络应用不断国际互通，网络安全威胁包括网络违法犯罪的安全威胁日趋国际化，网络威胁日益成为全球性难题，网络安全问题显然很难依靠一个国家解决，需要利益相关方国际共同配合。《网络安全法》接受了这种观念，为此规范了网络运营者的共治义务，强调网络运营者自身必须遵循合法运营和标准化经营要求。

在比较法上，用户或个人信息安全监管，相对而言是网络安全管制中走得较快、立法上比较容易达成妥协的领域。（第三十二条）（3）确保设施性能和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